战后日本经济史

战后日本经济史
野口悠纪雄

序章
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将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战争服务。他们为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基础。
所谓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伪满洲国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群官僚,其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
其理念是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他们认为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许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
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1942年制定的《日本银行法》标志着这种统制式金融改革的完成。
1940年,税收财政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通过导入源泉征收制度强化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按照新的制度,税收不经过地方政府直接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拨款给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于1942年制定了《粮食管理法》。该法规定,佃农将粮食缴纳到国家,国家付款给农民,农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缴付地租。通过这项法令,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农村的状况大为改观。由于地租为政府规定的固定金额,不随物价变动,因此随着战后的通货膨胀,农民的实际负担大幅减少。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双重米价制度”。也就是说,在收购粮食时对农民和地主采用双重标准。政府以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是对从地主手中收购的粮食却设定低价,这个制度也降低了地主的地位。
战前,日本的电力事业由多家民间企业经营和管理。但是1939年,政府下令将各地的电力公司统一为国策公司 ,也就是日本发送电公司,继而又重组为9家电力输送公司。这就是战后9大电力公司的基础。
战前日本的汽车产业完全由美国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三巨头所掌控。
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936年制定了《汽车制造事业法》。该法规定,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对汽车制造产业实行许可制。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许可。获得许可的公司可以免交营业税,在融资上享受特别优惠,进口机械及零部件时免除进口税。这些措施迫使美国三巨头撤出日本。
1939年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公司合并为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即现在的东芝公司),与1920年从久原矿业公司独立出来的日立制作所一起,在军事经济的背景下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样,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也因从事军需生产而发展起来。
1934年以官营八幡制铁所为母体,由多家钢铁公司合并成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也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国策公司。
战前,纺织是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柱。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营业额最高的企业是钟渊纺织公司(Kanebo,即现在的佳丽宝公司)。这些以轻工业为核心的传统企业,不依靠银行来获得资金,因此极力反对政府的干预和统制。
战争时期形成的这些经济体制与战前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书将之称为“1940年体制”。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也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虽然1940年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仍然企图苟延残喘,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此外,根据1940年体制史观,还可以发现安倍晋三内阁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对战争时期及战后体制的复归。其基本方向是,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这正是1940年体制的特点。
第1章 战时体制延伸到战后1945年-1959年
负责管理军需企业,对飞机等工业生产物资进行采购和管制的军需省官僚们,急着赶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将军需省的招牌换成“商工省”。因为占领军进驻后,当然要开始追究战犯责任。名字里带着“军需”二字的政府机构肯定无法继续存在。军需省原本就是商工省和企画院在1943年合并而来,所以官僚们又把名字改了回去。指挥这场更名作战的人是椎名悦三郎事务次官。
商工省近乎毫发无损地在占领时期得以继续存在。后来,商工省又改名为通产省,主要负责对民间企业发号施令。
在组织重组的同时,这些部门在战争期间处于领导职位的人,大多被开除了公职。但是,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经济部门却被几乎毫发无伤地保留下来。当时日本全国有超过20万人以上被开除公职,可是大藏省仅有几人被开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占领军对于日本官僚组织的实情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战时实际操纵日本经济运行的正是大藏省和军需省等经济部门。
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企业发放给股东的分红不得超过一定限度。因此导致股票价格走低,迫使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融资。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战前占主要地位的直接金融在战争时期失去市场,间接金融成为主要方式。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断分离,大股东们对公司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银行的发言权得到增强。政府通过操纵银行的资金分配间接控制了民间企业。
公司股东无法像战前一样对公司管理指手画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附加效果,使公司最高管理者自己选择后继者成为惯例。其结果是日本大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从公司内部选拔上来的。
“日本式管理”的第二个特征是,日本的工会的特殊性。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通常是按产业分类来组织工会的。战前的日本,工会也是由本行业的各企业联合组成。但是战后诞生的工会却基本是由各企业单独设立的组织。
日本在战争时期构建的组织结构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其前身是1938年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其后由于劳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调节劳资关系,1940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政府主导设立的这一机制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以各企业为单位,以促进劳资双方的沟通和提高员工福利为目的,在内务省的指导下得到迅速普及。在产业报国会这种调节劳资关系的新机制得到普及的同时,之前的传统工会在战争时期被强制解散。
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与企业命运相连。所以工会并不把与资方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而是尽力协调劳资关系,推动企业成长。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试图通过发行日本银行承购的国债来扩大财政和增加货币供应量,为此制定了《资本逃避防止法》。该法的目的是防止国内资本因为日元贬值而大量逃往海外。这部法律于1933年被废除,其相关条款在同年开始实施的《外汇管理法》中得到继承,后来又成为战后《外汇法》的主要内容。
《外汇法》规定,日元与外汇的兑换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外汇银行进行。进口货物当然需要外汇。而支付进口货款所需的外汇资金必须得到外汇银行的“进口许可”后才能获得。不过1949年《外汇法》还规定,“进口许可”必须要获得通商产业大臣的批准。也就是说,不论从外国购入何种商品,都必须得到通产省的许可。政府由此堵住了企业私自筹措外汇的渠道。这就是外汇资金的配给制度。
通产省掌握强权的时期仅至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60年代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汇法》被修订之后,通产省就失去了外汇配给的相关权利。
在1940年体制下的金融体系中,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日本银行介入这个过程的做法被叫作“窗口限制”。
日本在战争时期根据1937年制定的《临时资金调整法》,对企业资金分配实行统制。
根据该法律,企业通过融资或发行公司债券及股票等筹集资金的手段都必须得到政府许可。由官僚组成的“临时资金调整委员会”按照重要性的高低对企业进行排序。根据这个排序,各银行及证券公司对具体案件进行自主审查,抑制对“不重要、不紧急”的产业的贷款,将资金集中分配给军需企业。
这一机制由《银行等资金运用令》加以补充完善,《银行等资金运用令》是以《国家总动员法》为基础制定的。除了战争时期以外,战后也继续沿用为设备资金统制的法律框架。
银行仅靠存款无法满足资金需求,还需要从日本银行贷款。因此,日本银行对于民间银行拥有绝对支配权,甚至可以干涉某些具体案件,统制对企业的贷款。这就是窗口限制。
第2章 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1960年-1970年
根据1942年制定的《粮食管理法》(简称《粮管法》),政府对大米和小麦等粮食的价格和供求进行管理。也就是说,保护农户的机制实际上是战争时期所形成的1940年体制的一环。
从战争时期到战争刚结束期间,《粮管法》本是强迫农户上缴农产品,由政府分配给国民的制度。但随着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粮食上缴制度被废除,《粮管法》变成了政府管控农产品价格的制度。
战后的粮食管理制度采用双重价格制,规定了收购农户粮食时的生产者米价,和出售给指定商家的消费者米价。为了确保农民收入,生产者米价往往设定得高于消费者米价。
日本社会具有“双重结构”的特征也经常受到关注。也就是说,日本既有从发达工业国家引进最新设备、提高了生产率的大企业,也有坚持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两者在资本集中程度、生产率、技术、工资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大企业将生产转包给中小企业,利用中小企业较低的人工费来节约生产成本,并在景气恶化时将其作为缓冲。
负责为产业界提供资金的银行是日本兴业银行等长期信用银行以及三菱银行、三井银行等都市银行。
人们把钱存到银行,都市银行便用这些资金向企业提供贷款。虽然地方银行和信用金库等金融机构也接受个人存款,但由于没有大企业向它们申请贷款,因此只能将资金借给都市银行或者购买长期信用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长期信用银行是指在1940年体制中被例外允许发行债券在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特殊金融机构。长期信用银行便利用此项特权筹集资金为企业提供贷款。
在这个金融体系中,长期信用银行位于民间银行的顶点,接下来依次为都市银行和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
大藏省通过对长期信用银行和都市银行进行行政指导,来间接支配它们对民间企业的贷款。但与经济复兴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此时民间资本已有一定积蓄。因此在资金来源方面,银行对于日本银行的依赖程度日益降低,日本银行的窗口限制也失去了效力。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金融机构采取“护送船队方式”管理,也就是既不让任何金融机构破产,也不允许新的金融机构参入。银行的利润来源于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息差额。按照护送船队方式,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利率都由政府决定。两种利率之间的差额标准,是按照即使是弱小的地方金融机构也能运营下去的水平决定的。
银行利率不因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不同,这就使得大规模、经营体制完善的银行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邮政储蓄和财投由政府管理,无须为超额利润而奔忙。所以其所获得的相当于超额利润部分的盈利就可以用来填补降低利率所造成的损失。这也就是无须补贴,就能提供政策性低利率资金的机制所在。这种机制只有在统制式金融体制下才能实现,是非常巧妙的体系。
第4章 金光闪闪的80年代1980年-1989年
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扩大到了彩色电视机及录像机等半导体和机电产品以及汽车行业。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落后国家通过发展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追赶并超越发达国家是极为自然的情况。但20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对象已由最初的纺织品变为半导体及汽车等制造业中的前沿领域。美国汽车产业的“三巨头”(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汽车贸易摩擦成为日美之间的重大问题。
1985年,为了抵抗美国日益强硬的对日压力,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成立。1986年4月该机构提交报告,由于是在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的主持下提出的,这份报告又叫作“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指出,为了消除日美贸易摩擦,必须“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纠正经常收支不均衡,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由于80年代日本的股票价格持续上升,上市公司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获取资金。大企业开始减少向银行的贷款,转为在股票市场上融资。
通过这些方式,上市公司无须从银行贷款就可以按照更低的利率获得融资。因此,企业除了运转资金和设备投资之外,也开始以资产运用为目的来进行融资。例如,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获取资金,以大额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银行。由于利率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对信用度高的大企业,银行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利息。于是大企业不费吹灰之力,只通过大额定期存款就可以获得差额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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